远程医疗的发展已经有多年，但在过去几年的美国市场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这主要是缘于支付方出于控费的动力支持在价格上占优的远程医疗的发展。但政策制定者在远程医疗的界定上依然抱着较为审慎的态度，比如联邦医保Medicare过去只是支持在郊区和农村地区进行B-C端的远程问诊，在城市地区对这种远程医疗行为是严格禁止的。但随着价值医疗的推动，联邦医保可能会在今年宣布全面允许B-C端的远程问诊。

但是，美国各州的行政和立法机构对远程医疗的态度分歧较大，比如德州医疗委员会（Texas medical board）近日发布法令，禁止医生给没有见过面的新病人远程开处方。而在加州，这类行为都是合法的。德州的做法引发了总部在德州的远程医疗公司Teladoc的诉讼。确切的说，德州医疗委员会的禁令只是针对那些没有在远程问诊之前建立医患关系的用户，这主要处于诊疗安全的考虑。美国的远程问诊的爆发式增长主要来自对小病和慢病的问诊，因此，这一禁令打击最大的还是在那些普通的感冒发烧用户，而非慢病用户。但小病是远程最主要的来源，也是teladoc这种陌生远程问诊模式的核心，所以对其打击较大。

在控费的大背景下，如何明确界定并寻找远程医疗的政策平衡点是关键。如果全面允许所有的疾病都可以进行陌生远程问诊，医生在不是非常了解病人的前提下确实会有很多不确定的情况出现。但政策上又很难界定什么类型的疾病是不能进行远程问诊的，因此，相对保守的政策制定者就会严格限定远程问诊的范围。但从常识上来讲，美国的医生都已经学会了自我保护，在不确定的情况下，肯定不会匆忙给出诊断意见，而是会要求病人去线下的医疗机构就诊。所以，从总体来看，远程问诊的全面放开在美国并不会导致严重的安全性问题。

虽然国内现在进入远程医疗的公司非常多，而且也吸引了市场的眼球。但是，由于中国的医疗体系的特殊性，远程问诊在中国的发展尚无爆发的可能。不过，政府对远程医疗的限制却没有任何改变，依旧是要求只能在医疗机构之间展开。

从中国的国情来看，卫计委的政策是有其合理性的。首先，中国的远程医疗更多的是出于逐利性，而非从控费的角度出发。由于中国医疗服务价格的长期扭曲，线下的诊费较为低廉，而线上的问诊费用则非常高昂。在这种情况下，远程医疗的用户主要还是那些疑难杂症的患者，他们更多的是希望得到名医的服务。这就注定了远程医疗的用户群非常狭窄，而且医生服务的动机更多的是为了赚钱。但是，对于名医来说，他们并不缺钱，所以在线上进行服务的意愿不强。而普通的医生才是线上问诊的主力，但他们处理疑难杂症的能力不足。在这些核心的矛盾无法解决之前，对远程进行限定还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供应和需求不匹配很容易导致纠纷并进而损害病人的利益。

其次，中国诊疗的收费标准和服务规范匮乏。由于医保长期粗放式管理，中国医保的支付标准在全国并不统一，特别是针对各类疾病没有一个标准化的支付体系。同时，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极为低下，在为病人服务的过程中并没有一整套完整的服务体系。以上两点严重的制约了线下的医疗服务。一旦要利用现有的医疗服务进行线上服务，这个弊端就非常明显的显现出来了。与美国规范统一的远程医疗不同，中国现在的远程问诊和所谓的互联网咨询市场非常混乱。在这样的现状下，不仅病人无所适从，监管者也很难去做出规范的的管理。

最后，中国医患关系紧张，法律界限模糊。长期以来，由于看病难和看病贵的影响，中国的医患关系始终非常紧张。医患关系紧张的源头是病人对医生的不信任，而不信任的根源是以药养医的制度。以药养医使得医生无法通过更为客观的立场来为病人诊治，从而最终损害了自身的形象。但这一制度的根源并不在医生本身，而是医疗体系的问题。所以，在医改没有触及核心领域改革的前提下，医患关系紧张很难缓解。在这一背景下，远程问诊更易产生各类纠纷，从而导致市场的失序。

因此，即使政策制定者在短期内部分放开远程医疗的限制，也将因市场的混乱而导致问题丛生，最后受损的依旧是病人和整个医保支付体系。为了促进远程医疗真的能早日普惠大众，政府应该做的是尽快完善线下的医保体系，加强医保精细化管理和控费机制，并尝试建立起一整套的诊疗标准和服务规范体系，从而能通过这套体系去有效的监管线上和线下的整体医疗服务。

远程医疗在中国的政策平衡点跟多的取决于线下体系的改革，如果线下体系改革的进展缓慢将大大影响远程医疗在中国的发展。即使政策制定者不再保守，远程医疗也很难获得真正的发展。因此，远程医疗在中国的发展仍需要政府真正的去推动医改，才能迎来市场爆发式增长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