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了33年的医生，感受就是累，很累，非常累。”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省立医院副院长翁国星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他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现在的医生不仅是身体累，而且是心累。控制公立医院医疗费用开始实施后，计算经济管理账耗费了医生很大的精力。

他认为医改应当提高医疗卫生管理部门的水平，特别是医保管理部门，可以控费的最大领域是虚高的药价与高值耗材价格。

翁国星告诉北青报记者，虽说医改的目的之一是不让医生管经济账，但实际上管得更多了，医生如果完不成控制医疗费用的指标，会被批评、扣绩效工资。

“现在医生，特别是年轻医生，不用说体面，有尊严的生活都没有，还要加上算成本避惩罚，天天颤颤抖抖地上班，让他们还有多少精力、热情放在医疗上?”翁国星认为，实现政府工作报告中说的“健康中国”，医改目标应该是提高医疗服务的质量，医改重点也应该放在提高管理部门的管理水平上，而不是把医生作为医改载体。

他同时建议要改革医保付费方式，认为单病种付费是一种国内外都认为较好的付费方式，但国内目前基本上是从节约费用上制定付费标准，而且病种有限。他说，在欧洲国家，特别是法国，有2874个病种以保证为病人提供最适合医疗服务来动态制定付费标准。

“医改也需要省钱，这是肯定的。可省钱的最大领域，应该在虚高药价和高值耗材价格上。”他给北青报记者举了一个例子，福建省某三甲医院，去年毛收入24亿，药占40.86%，耗材占19.11%，二者相加占60%，“也就是说，14亿多都是用于支付药品与耗材，所以只要降低10%，就可节约1.4亿。”他认为，可降空间远远不止这个数，福建三明的医改就在药价上降低了30%。

根据翁国星观察，药品和耗材普遍比较贵，国产仿造的高值耗材和药品也是如此。他说，一个国产的头孢类抗生素药物一粒比进口的价格仅便宜几毛钱，“仿制的药物成本不会那么高。”他还举了进口心脏机械瓣膜的例子，“美国700美元、欧洲600欧元，我们14000元到 16000元人民币，相当于2000多美元，是三倍多的价格。”

他告诉北青报记者，起码在省市级的大医院，绝不存在医生通过多开药而从医院获得更高奖金的问题，而药价究竟为何这么高，还是要请价格管理部门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