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们极为欣慰地看到，一些具有战略眼光和社会责任感的本土企业家最终和国家新药筛选中心的科学家坐在了一起，共同探讨如何以中国企业为主导，推动GLP-1R非肽类小分子激动剂这棵中国原创新药的苗子登上全球新药市场的舞台。就在三个月前，作为一个希冀与中国医药产业共同成长的媒体，我们一直为这样一个难能可贵的新药成果最终何去何从而忧心忡忡。现在，尽管事情正朝着我们所希望的方向发展，但我们依然不能排除未来出现反复或坎坷的可能性，更多虑一些，以后出现第二个、第三个类似事件时，业界又会如何面对？

其实仔细想来，这样的案例在我们身边并不罕见，各种各样躺在科研院所而本土企业无动于衷的科研成果比比皆是。而上述事件的特殊性在于，由于主角是真正的新分子药物，其研发的艰难和复杂程度几乎超出了本土产业发展水平所能承担的界线，从而使得这样一个成果在遭遇“内冷外热”之后激起了我们的民族情绪。不过，这恰好给我们提供了反思的机会。

首先应该承认，尽管在明确企业是创新主体之前，提倡产研互动已有多年，但是真正自觉有效的创新合作的氛围一直未能形成。例如在一次针对产研互动的小范围调查中，对“企业进入创业的渠道究竟主要是哪些”这个问题列出了9种选择，包括产学研与“挖人”，结果大部分答案都是通过“挖人”。在问及“为什么不愿通过产学研方式进行创新时”，各种答案都有，比如“我们没有转化能力”，“我没有资金”，“我不会协调产学研当中的利益机制”。很明显，这些难题都需要获得相应政策的支持才能解决，企业或科研院所作为利益个体是很难实现自发协调的。我们可以想象，在缺乏政策引导和相应机制的配合下，当国家新药筛选中心的科学家为研究出一个创新药物而欣喜若狂时，绝大部分本土企业家或许只能是毫不知情或者犹豫不决甚至全然无动于衷。

即便是企业承担起创新主体的角色之后，依然需要政策护佑。正如石药集团董事长蔡东晨所言，国内目前仍没有通过创新药品成功获取收益的先例，相反却形成了创新产品投入与收益严重不对等的负面效应，特别是目前，从生产到市场的转化过程中涉及药品定价、医保目录、药品招标采购等多个环节，使得我国医药行业自主创新产品的市场转化风险加大，导致企业不愿成为创新主体，难以形成良好的自主创新示范效应。蔡东晨的感慨缘于石药全新化学结构新药丁苯酞软胶囊市场表现的不如意。目前，不仅企业近3.5亿元的巨额投资难以收回，而且还面临产品专利期荒废的窘境。

促进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产研形成良性互动，需要有投入、有政策、提供服务等等。但排在第一位的，应该是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这在发达国家是早已被证明的，因为投入、服务都只能提供短期便利，而能长期起作用的是政策，也只有政策才能真正调动更多的企业愿意投入创新而无后顾之忧。此时，本土企业家和国家新药筛选中心的科学家正在为他们的新药创新联盟的设想而广泛征集企业和投资机构的支持，但是很明显，要使联盟真正发挥作用，成员共同承担风险，最终将这个新药苗子投放市场创造重磅炸弹神话，还需要来自外部环境的更大支持;这就像一个初生的婴儿，只有在得到最基本的呵护后，才能健康地慢慢长大。